周王庙：民间文化内涵的变迁

【说吴】

杨旭辉

　　“庙貌庄严列路隅，周王名字不须呼。宣灵供奉年多少，赢得朝朝市集无。”这是近代苏州文人范君博《吴门坊巷待輶吟》中吟咏周王庙街的一首小诗。周王庙街，今名周王庙弄，位于苏州古城阊门城墙内，街因庙而得名。周王庙算不得有名，若考疏其来龙去脉，其中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实足令人称叹。

　　一

　　自明崇祯以至清康熙、乾隆年间所编纂的《吴县志》以及乾隆《苏州府志》等文献中都有周王庙的记载。周王庙，全称周宣灵王庙，“在宝林寺内”。庙中供奉的主神，方志中都不曾说及。直至嘉道间，苏州人顾震涛在其《吴门表隐》援引《小知录》等典籍，明确说道：“周宣灵王庙……神姓周，名雄……宋淳祐元年，始封王爵。立庙于此。”

　　按顾震涛的说法，苏州周王庙之创建，与南宋杭州新城人周雄有关。周雄“字仲雄，杭之新城人。在宋锐志恢复，抑郁以殁”,《吴门表隐》对周雄的生平记载较简略，但也有所本。其中一个重要史源是《浙江通志》中所谓：“钱养廉序称：生于宋季，锐志恢复，抑郁以殁。”在其他文献中，更多集中于周雄生前、身后的种种神异。周雄去世不到三十年，时任新城知县的汪绩，经过调查察访之后，曾写过一篇《翊应将军庙记》，此文收于《（万历）新城县志》卷四，这是较为权威的一则文献。

　　周雄的出生就富有神异色彩，南宋淳熙十五年戊申（1188），“其母感蛇浴金盆之祥”而生。周雄“状貌魁梧”，能写卦、算卦，“援笔作颂示异”，具有特殊才能，因而受到乡里百姓的尊敬，“居乡日，人已敬惮”，他死后常显灵人间，“及显而为神，在在有祠”。汪绩的文中记载了周雄的许多神异之事：“新安祁门水旱疠疫，祷则随应；三衢常山强寇披猖，独不犯境；新山之祠有井曰安乐泉，民病求饮，活者万计。”江南有了周雄的庇护，可以免受水灾、旱灾、瘟疫、盗寇、兵灾、虎患等天灾人祸，他甚至还能预知读书人的功名前途等，不胜枚举。周雄以其超乎寻常的能力，极具神秘色彩地在江南民间传扬开来，以致后来的江南地方官纷纷奏报朝廷，为已经去世的周雄请封爵位。淳祐四年（1244），周雄被封为“翊应侯”，后加封为“宣灵王”。此后，江南百姓立庙祀拜，遂成一时风气。民国《新登县志》卷九中收录了宋人桂锡孙为周雄之子周宗胜所作墓志铭，桂氏文中所说正是此意：“（其父雄）能御大灾，捍大患”，保护一方平安，故而“列在祀典”。

　　至于苏州何时创建周王庙以祀，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说：“周宣灵王庙，在宝林寺前。创建无考。”但晚明诗人董说的文字给我们提供了些许线索，大致可以了解阊门城墙内建周王庙的一些史实。董说《周宣灵王词》说：“苏州宝林寺旁旧亦有祠。”并以传奇故事的笔调，说及苏州周宣灵王庙之始建。说安徽休宁有一座周宣灵王庙，“灵异甚著”。万历二十九年（1601），当地有一男青年与邻人之妇私通，夜半妇人的丈夫回家，男子慌忙中“急拔妇银簪”“被发狂叫”而逃，躲进周宣灵王庙。第二天人们发现妇人的银簪留在了庙中神像的鬓角上。于是，休宁的周宣灵王神被“无赖所冤”，因“昭雪无地，遂见形于苏州宝林寺中，重新庙貌”。休宁县的周王庙不再灵验，百姓“祷祠无应矣”。这个传奇故事的真假已无法判断，但民间文化的流传常多离奇怪诞的方式，无需深究。

　　对于顾震涛《吴门表隐》所持苏州周王庙供奉的主神是周雄一说，《（同治）苏州府志》通过考索《会典》等文献，提出了质疑，认为祭祀周宣灵王，“神之庙祀，宜在新城，吴中祀之，非其礼矣”（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卷三六）。

　　明清以来，苏州阊门内建有周王庙，是不争的事实，至于苏州周王庙之创建，究竟祭祀者为谁，其实并不重要。但凡民间信仰，有一个普遍的心理机制，那就是希冀祛灾除难，祈求平安幸福为第一要义。虽然冯桂芬在《（同治）苏州府志》对周王庙的主神周雄提出了质疑，但是他也明确讲到，周王庙经历损毁和修复，“国朝咸丰十年毁，同治中重建”。同治年间重建周王庙，苏州百姓就把周宣灵王视为“金阊集祥里土谷神”，以护佑一方百姓的平安和生活之富足。在周王庙的旁边同时还挖浚了一口井，亦借周宣灵王来命名，曰“济急会周王井”，其中就有济急解难、福泽百姓的意思。

　　二

　　时至明清时期，周宣灵王的神性特征在逐渐弱化，人世间的价值取向逐步融入周王这一偶像身上。在江南不少地方的传说和方志中，就悄然出现了这样的变化，说周宣灵王在生前是一位十分重视孝道的大孝子，这在宋元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几乎是看不到的。关于这一变化，还要从明代嘉靖年间李遂出任浙江衢州知府说起。李遂到衢州，下车伊始，就着手“奉天子明命，崇正黜邪”，把当地的周雄祠视为“淫祠”，准备拆除，在当地却引发了“群庶充庭”的局面，衢州的百姓纷纷表示强烈抗议。后来，有一位不知名姓的人在翻检故纸堆的时候，“于故郡志得孝子之概，再覆逸典”（李遂《周孝子祠记》，民国《衢县志》卷十八）。了解到周雄生前曾是一位孝子，而且还有“逸典”佐证，李遂不但不再视周雄祠为“淫祠”，更将纪念周雄的“周翊应侯庙”改为“周孝子祠”，并亲自为之作《周孝子祠记》。对于这件事，《（康熙）衢州府志》也有相关的记载和印证，在《循吏·李遂传》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又周王庙多灵应，郡民率走祈福，遂访问知神为孝子，易庙额曰周孝子祠。”

　　就李遂改“周翊应侯庙”为“周孝子祠”一事来看，完全符合明代中央政府对民间信仰的政策引导。明太祖朱元璋对人格神的认定，明显带有儒家原典主义的倾向，神灵的灵异或超能力并不是唯一的标准，相形之下，他更看重其生前的言行是否符合儒家正统的祭祀观念。孝子一说的出现，纪念周雄在某种意义上就有了表彰乡贤美德的性质和意义，因而周宣灵王祠也不再属于“淫祠”的范畴。

　　有了“孝子”这一全新内涵的融合，周宣灵王庙得以保存下来，特别是李遂写了《周孝子祠记》之后，周王庙不仅在衢州，在江南地区也得到了普遍的扩张，其规模和影响，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这一进程中，周雄就像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江南地区的各种孝子故事和传说，纷纷集聚掺杂到他的身上。

　　非常巧合的是，南宋乾道年间，苏州府常熟县有一位名叫周容的孝子，在苏州府广为传颂。明初，常熟知县奏报朝廷，授予周容以“常熟周孝子之神”的封号，并列入常熟县祀典，后在苏州等江南许多城市风行开来。明代苏州状元吴宽曾为苏州府城东南隅的周孝子庙作文，其中有较为详细的介绍曰：“姑苏城东南隅有周孝子庙。庙始建于常熟。在宋乾道间，邑人周容奉母朱氏，有至行，人称周孝子。且其平生好义，见罹患难者，拯救之恒恐后。既没一日，降于其家，以己为神，告其母且曰：‘容顾为国效力，以保护乡闾。’后果如其言，终岁民无菑患，邑人遂相与庙事之。”周容的生平经历也有灵异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因其孝亲、好义以及“为国效力”“保护乡闾”，而具有道德楷范的意义。所以，吴宽在文章最后总结道，苏州府百姓“嘉孝子有补于世教也，有益于民也”，为其建祠，并将祠所在之地名之曰“孝义坊”，是“有合于祀典”的。

　　而在江浙地区的方言中，“周容”和“周雄”的读音几乎完全一样，于是因音近而将常熟孝子周容的故事附丽在周雄身上，使得江南百姓对周宣灵王的崇拜和民间信仰中，又增加了传统的孝道内涵。

　　三

　　周王庙所在之地，毗邻阊门城墙边的一条小巷——专诸巷。专诸巷，因春秋时刺杀吴王僚的刺客专诸而得名，据说专诸死后葬于此地。明清时代，这条小巷中聚集了苏州最一流的工匠，在各种工艺门类上各显身手，尤其是玉雕高手名家的聚集，展现出群体性的优势。这里先后涌现出陆子冈、郭志通、姚宗仁等玉雕大师，苏州老百姓曾一度将“专诸巷”讹称为“穿珠巷”。清人纳兰常安在他的《受宜堂宦游笔记》中这样高度称赞苏州的手工艺：“苏州专诸巷，琢玉、雕金、镂木、刻竹、髹漆、装潢、针绣，咸类聚而列肆焉。其曰鬼工者，以显微镜烛之，方施刀错。其曰水盘者，以沙水涤滤，泯其痕迹。凡金银、琉璃、绮、铭、绣之属，无不极其精巧。概之曰苏作。”清代乾隆时期，这里就成为皇家玉器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乾隆帝在御制诗作中念念不忘这条专诸巷，在其所作《题和阗玉镂九鹌鹑小屏》中就称赏道：“相质制器施琢剖，专诸巷益出妙手。”并在诗下作注说明其中的原委曰：“苏州玉工多居专诸巷，世其业。”此外，他又在《于阗采玉》《咏和阗玉汉兽环方壸》等诗作中连续赞道：“专诸巷中多妙手，琢磨无事太璞剖”“专诸巷里工匠纷，争出新样无穷尽。”

　　周王庙自同治年间重建之后，琢玉的工匠们常汇聚于此，交流切磋。清末宣统三年（1911），专诸巷以及附近的珠宝玉器的从业者，再次重修周王庙，把周王庙建成苏作匠人的“玉器公所”（民国《吴县志》卷三三），周王庙因此也获得了“玉器庙”的别称。传说，苏州的琢玉工匠奉周宣灵王为行业的祖师爷，每年的九月十三日至十六日，为纪念祖师爷的诞辰，匠人们把各自琢制的精品玉器拿出来展示，供同行一起品赏。通过献宝、赏宝，提高苏州玉工的工艺水平和艺术审美。庙会期间，供奉在周王庙中的镇殿之宝、苏州玉雕的精品之作——碧玉蟾，也会在大庭广众下亮相，苏州百姓纷纷前来，一睹其风采。旧时，但凡苏州遇到大旱或瘟疫，玉器同人会抬着周宣灵王的塑像和碧玉宝蟾以及其他寺庙中的神像等灵物，四处出巡游街，祈求为百姓避灾祛祸。苏州玉器公所（周王庙）的这件镇殿之宝，现在完好地保存在苏州博物馆。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虽然今天的周王庙一带略显暗淡，似乎早已被人淡忘，但是，历史自有其印记，毕竟周王庙曾寄托了苏州百姓对美好安定生活的向往，表达了人们对贤良孝德的尊崇，也曾见证了苏作玉雕技艺的繁荣……